观念的变迁在社会制度变迁中起着根本性作用。到底什么才是一个良序市场经济所要求的基本制度构架，中国的经济学为之该向何处去

　　杨小凯逝世十周年了。2014年7月５日至６日，由复旦大学经济思想与经济史研究所主办、上海发展基金会以及企业家王维嘉所在的中国企业研究所襄助的“市场、产业与分工——中国的改革历程与经济前景国际学术研讨会暨杨小凯教授逝世十周年追思会”，于复旦大学举行。杨小凯遗孀吴小娟女士出席，黄有光、林毅夫、张维迎等知名经济学家全程倾力参加，张五常教授更是远程视频发言，从“修正的斯密增长模型”，到“市场经济中，政府到底该如何作为”，再到“中国的经济学向何处去”，整个会议可谓是思想的盛宴，且不乏论战的火药味，让与会者如飨甘霖。

　　我们应建立一个有公信力的国家。我们要以自己的职业、自己的专业来建立这种公信力

　　参加小凯追思会的除了知名学者外，还有小凯的亲属、挚友、学生，其中小凯遗孀吴小娟女士和挚友朱学勤的发言感人至深。

　　吴小娟女士与她的儿女们，目前定居于澳大利亚。在杨小凯逝世十周年之际，她专程与儿子来到追思会现场，并做了发言，吴女士着重回忆了作为基督徒的杨小凯：

　　小凯最早接触基督教是在1968年，当时，他在监狱里，有一位狱友是基督徒。这位狱友在监狱里传播福音，别的犯人都没什么反应，只有小凯比较感动。

　　小凯于1983年出国，我比小凯晚一年，我一到当地，小凯把我送到唱经班。我们到了澳洲以后，又开始去教会。小凯去教会的目的，一个是可以在那里听听英文，还有一个就是研究《圣经》。小凯很喜欢研究《圣经》，研究了好几年，还是很难相信。后来，大概在1999年，女儿得了脑炎，小凯很难过。女儿开刀的时候，他就到教会去找牧师，希望女儿能够很快好起来，于是，他就开始相信了，上帝好像可以医治我们的女儿，这一次好像是在寻求上帝。

　　后来小凯得知自己得了肺癌，医生说他还能活三个月，即便化疗也于事无补。小凯是很相信科学的，他觉得没有办法了，就开始决定相信基督。小凯出院以后没有多久，我和他一起受洗。受洗后，他就开始每天读《圣经》，祷告，去唱经班。这一段时间，他非常平安，他的生命在改变，对家人的态度也非常柔软。小凯不再要求孩子一定要学经济学，不要求孩子一定要干什么，他说只要孩子喜欢什么就学什么。他对学生也如父亲一般，很关心他们。学生出什么事情，他都能够挺身而出，帮他们想办法。

　　作为唯一的非经济学家，小凯生前挚友——历史学家朱学勤，也应邀发言，他的发言娓娓道来，隽永如斯：

　　我与小凯相识于1997年，在那个风雪弥漫的冬天，我们俩在波士顿经常往来，谈了很多问题。小凯对我说过，我们应反对职业革命家搞的极端政治，我们应该用美国这样民主社会的经验，建立一个有公信力的国家。我们要以自己的职业、自己的专业来建立这种公信力。所以，他刚到美国就选择避开传媒，扎进普林斯顿大学，以专业的经济学家的公信力来争取我们在公共领域应该争取的权利，以才能区别于那种极端政治。

　　作为小凯经济学界之外的挚友，我完成了他的一件嘱托，但也留下了一些遗憾。2004年，我在《南方人物周刊》上写了一年的专栏，在最后一期上，我以纪念小凯文章的形式发表了他的临终遗嘱。遗憾的是，我至今未找到小凯在狱中深受启蒙的狱友刘凤翔的后人，还有就是《百年中国经济史笔记》、《牛鬼蛇神录》的出版。

　　华人世界，到目前为止,唯一有可能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只有杨小凯。杨小凯的主要贡献是发展新兴古典经济学与超边际分析，其工作被诺奖得主布坎南视为当今最为重要的经济学研究。

　　通过远程视频发言的知名华人经济学家张五常教授对于杨小凯的学术评价多少有点褒扬其思想洞见，而贬低和否定数学模型的态度：

　　杨小凯写的文章都是数学的。我跟他说过，如果要从事数学，那很多人都能做，我不是说你数学不好，但是讲良心话，能搞数学的人多得不得了，比你做得好的有很多。但是你可以从事思想工作，因为你预感好、判断好，你应该是搞思想的人，这样的条件不是任何人都具备的。他很佩服我的文章，但他自己去搞数学。搞数学的是一种人，但是能够搞思想的又是另外一种人，杨小凯是这种人。所以我觉得相当可惜。

　　澳大利亚莫纳什大学经济系终生荣誉教授黄有光，作为杨小凯曾经的合作者（他与小凯在1993年合著《经济学的分析框架〈专业化与经济组织〉》），如此评价杨小凯：

　　杨小凯非常关注中国改革，在香港、台湾报刊上发表了许多有关中国改革的评论文章。这些文章大部分被收入《当代经济学与中国经济》论文集。你可以不同意小凯的观点，但不能不承认小凯有他自己独特的观点和深入的分析。我从小凯的评论文章中也学到许多东西，例如小凯所强调的“共和”，但体会不深，面见小凯时，还不时向他当面请教。

　　大家强调后发优势，他强调后发劣势；大家强调民主，他强调共和；多数人对中国经济发展前景持乐观看法，他认为如果没有在基本制度上进行深入的改革，则经济发展难以长期持续。他对英国怎样通过议会与国王之间的斗争，从大、大革命、克伦威尔专政、复辟、光荣革命等过程而实现民主的历史，以及为什么工业革命在英国而不是在其他国家发生的各种论点，以及对中国改革的启示，有很深入的研究与很有创见的观点。直到临去世前，他已经不能自己写文章，还叫曲祉宁根据他的看法，写了一篇“经济发展和政治垄断的关系及十六大”的网上文章，谈了他读了一篇关于欧洲兴起的文章的心得及对中国改革的启示，包括制度（尤其是关于限制王权、保护私有财产、企业自由等）的重要性，非常值得一读。

　　我与杨小凯合著的《专业化与经济组织一书》开辟了使微观经济学从资源配置问题转向经济组织问题的新框架。新框架有下述优点。首先，比起传统微观，新框架有全局均衡（国内误译为“一般均衡”）的分析；比起传统全局均衡分析，新框架有报酬递增。其次，传统分析采用厂商与消费者二分法，相当于给定了经济组织；新框架从最基本的单位——同时是生产者与消费者的个人分析起，从他们选择要打工还是要雇工，要生产什么产品，出售与购买什么产品，分析了生产与交换等经济网络与组织的内生决定与演化。第三，新框架对许多经济问题，包括交换、成长、厂商的出现、城市化、工业化、市场的功能等，得出许多与传统分析不同或所没有的，而又很有启发性的结论。

　　新框架的重要，得到多位有名经济学者的肯定，例如肯色斯?约瑟夫与杰弗里?萨克斯。布坎南教授于2002年3月4日访问莫纳什大学，主讲研讨会，谈“新的经济分析框架对全球化问题的启示”。这新分析是指强调由专业化的经济所造成的一般化报酬递增。布坎南多次强调，这方面的分析是以杨小凯为主要创建人的新兴古典经济学或超边际经济学为最佳，并说这是当今世界上最重要的经济学研究。同年6月，布坎南申请到美国科学基金的资助，请杨小凯、史鹤凌与笔者到美国向从美国各大学邀请来的经济学者与研究生讲述与讨论我们的新框架。布坎南于2002年与2003年两度向诺贝尔经济学奖委员会提名杨小凯。布坎南对小凯的贡献的重视，有目共睹。可惜小凯于十年前就去世，不然我们很可能已经不必还在等待，华人何时可以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

　　2002年，杨小凯与林毅夫就“后发劣势”与“后发优势”展开的争论，为国人瞩目。12年后，又一场论战在追思会上上演，一方依旧是林毅夫，而另一方则换成了张维迎。林张从《修正的斯密增长模型》开始辩起，针对政府与企业家、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展开讨论，论战焦点为，现代社会中的市场经济领域，政府到底该如何作为。整个论战几乎呈一边倒的局面，多数学者选择支持张维迎，只有黄有光和林的学生肖耿等部分学者支持林。

　　林毅夫认为，过去35年，中国政府做的绝大多数都是正确的，如果没有“绝大多数的正确”，中国不可能连续35年保持每年平均9.8%的增长，也不可能成为现在唯一快速发展的新兴大国，并且没有发生经济危机。政府做的95%以上都是正确的，可能有5%需要改进的空间。针对焦点问题，林毅夫的主张非常明确：讨论的重点不应该是“政府要不要干预”，而是哪一种政府干预能够真正促进经济发展，哪一种干预会失败。政府协调，有可能失败，但是没有政府协调更失败。

　　而张维迎以改革开放前的中国为例，反驳道：如果研究上世纪50-70年代的中国，会发现所有事情都离不开国家，但这不能证明没有国家参与，经济发展就不可能。相反，我们会发现，如果没有国家参与，经济发展有可能更好。比如那个时候，如果没有国家、没有政府的参与，人们就无法使用铅笔，因为铅笔是国有企业生产的。可现在，国家不再生产铅笔，但是市场上铅笔非常多。因此，没有国家和政府的参与，经济发展可能会更好。

　　张维迎认为，中国之所以能取得今天的经济成就，是由于国家和政府减少了运用行政力量直接干预经济过程、直接参与经济过程乃至对一些经济活动所施加的垄断。现在值得警惕的是，这种原本减少了的政府干预又在抬头。也因此，张维迎表示了某种“悲观”：现在还很难判断经济改革成功与否，随时都可能倒退，甚至可能摧毁原来取得的成就。

　　张维迎主张，政府要做的就是创造自由、法治的环境及对产权制度的保证。而林毅夫则针锋相对，他并不认为法治和产权不重要，但一些观点有点似是而非。产权对小企业、中型企业是有效的，因为所有者与经营者是同一个人。但是，对于大型企业，所有者与经营者必然分离，经营者一定是带领人，在那种情况下竞争的市场更为重要。林毅夫还提到了包含税制改革、贸易自由化、私有化、放松管制和强有力的产权保护等一系列观念的“华盛顿共识”，他认为坚决执行“华盛顿共识”的国家几乎都以失败告终。特别是智利，执行得非常彻底，但是二十多年过去了，其产业发展乏善可陈。

　　那么，一个经济体在赶超的时候，是否需要政府参与，还是仅仅依靠市场发展？张维迎不主张政府干预，他信奉企业家精神，而政府的责任仅仅是为自由市场建立法治框架与有效的产权保护。而林毅夫却认为，按照比较优势发展，企业必需政府，因为在产业升级的过程中也必须完善基础设施、改善人力资本以及改善金融和法治，这些都不是单个企业家可以做的。他以美国为例，说经济成功的国家都有产业政策。要研究的不是要不要产业政策，而是研究哪种类型的产业政策可以成功，如此更有积极的意义。

　　从学术理路分析，张维迎是纯粹的理论分析，融合了奥地利经济学派与英国古典经济学，坚持方法论的个人主义。张的观点与当年支持“后发劣势”的杨小凯如出一辙，他从洛克《政府论》的立场出发，以法治和财产保护为切入口，倡导与公民权利，以此制约有可能变成魔鬼的政府。他反对经济学、经济学家成为效率的工具，提倡保障人的权利，要让人因发展而获得更多的自由，而不是相反。

　　而林毅夫的新结构主义经济学的方法论有点类似于德国的历史学派。历史学派也称庸俗经济学派，它强调经济发展的历史性和国民经济的有机体现，代表德国产业资本的利益，对抗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当然，林的新结构主义绝不等同于历史学派，他所理解的新结构主义是供给学派、凯恩斯需求管理及国家主义的混合产物。林深谙国情，但却过度追逐效率，忽视人的基本权利。理论方法和历史方法需要结合在一起。单纯的理论分析或历史分析，都不足以把握复杂的现实。

　　纵观整个论战，不难发现林和张的争论并不在同一个层面上。根据德国弗赖堡学派领军人物欧肯的经济思想，经济政策理论可分为经济秩序与经济过程。所谓秩序政策，是指国家必须确定经济主题都必须遵守的法律和社会总体条件，以便使一个有运作能力和合乎人的尊严的经济体制得到发展。国家必须为竞争秩序确立一个框架，并不断保护这个框架。而所谓过程政策，是指在既定的或者很少变化的秩序框架和国民结构下，所有那些针对经济运行过程本身所采取的、并影响价格－数量关系变化的各种国家干预调节措施手段的总和。

　　林张之争，就是欧肯所说的，经济秩序与经济过程之别。事实上，林毅夫并不完全否认法治、产权的重要性；张维迎也不主张政府不确立经济秩序，实行完全的自由放任。如此看来，两者还是有交集的。

　　但是，两人的弱点也比较明显，尤其是林毅夫。林高度重视经济过程，却忽视经济秩序。这在当年他与杨小凯论战的论文中彰显得淋漓尽致：由于发展阶段、文化传统等路径依赖的因素的影响，发展中国家的制度创新和发达国家的制度比起来，可能非驴非马，也可能随着经济基础的进一步提高，需要在将来被扬弃，但只要能推进经济的发展，就是好的制度。而张维迎则认为“大量的事实证明，政府无论怎么做都不可能做得更好”，俨然一副“政府不仅不能解决问题，自身反而成了问题”的立场。事实上，除了建立自由、法治的框架及财产的有效保护，政府可以做的事情还有很多。

　　林张针对政府与企业家、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展开讨论，论战焦点为，现代社会中的市场经济领域，政府到底该如何作为

　　1968年，年轻的杨曦光（杨小凯）发表《中国向何处去》，振聋发聩，且为世人瞩目。杨小凯为之付出十年的铁窗生涯。

　　2014年，杨小凯逝世十周年至今，与会的诸位经济学家发出了“中国经济学向何处去”的叩问。

　　与会学者讨论的焦点之一是经济学本土化的问题。有学者认为，在中国转型的大背景下，中国的经济学该如何发展，中国经济学人应该有自己的学术自信，应该建立一个自己的学术体系。当下，高校经济学学术模型都在模仿欧美日本，这种模仿到底对中国经济学的学术发展有没有作用，需要打一个问号。可以肯定的是，亦步亦趋肯定不利于中国经济学发展框架的建立。

　　焦点之二，是经济学的学科教育问题。一部分学者认为，中国经济学将来的发展道路必然是多元化的，其背后一定有经济学教育的多元化。教育的多元化不仅需要海归人才，也需要国内人才，而不是前者完全压倒后者。压倒性的人才比例不符合经济竞争创新的观念。从这个理念来看，国内经济学教育的课程设置也是类似的。经济学教育课程既有理论性的课程，也有实际案例。就实际情况而言，台湾的教材在本土化方面比大陆做得好得多，期待大量涌现用西方的经济学原理探讨中国案例的教材。事实上，在民国时期，清华、北大、南开等大学的经济系对于民国经济做了很多调查研究，留下了许多经典案例。另一方面，目前中国经济学教育中最稀缺的是经济思想性的课程。经济思想史这门课程在西方很多高校非常受重视，但在中国，很多高校都把它砍掉了。

　　焦点之三，是主流经济学界数学模型与制度经济学、奥派等流派的纯思想性高下之争。这一点从张五常和黄有光对杨小凯学术评价的各有侧重就得到了充分体现。对此，杨小凯生前有过这样的表述：我不能苟同科斯贬低和否定数学模型的态度，我也不同意盲目崇拜数学模型而贬低科斯、诺斯、张五常等人的高深思想的意义。在我看来，目前最好的经济学数学模型所表达的思想比哈耶克、科斯、诺斯、张五常等人的思想要浅薄得多。新古典经济学派为了用数学框架来组织思想实验，的确遗弃了不能用数学来描述的很多古典经济学的精华。但是，我们不能因此而否定数学对形成主流学派的意义。高明的思想家和高明的发展数学模型的经济学家应互相尊重、分工合作而不是相互轻视和排斥。

　　会后还引发了许多学者的深入讨论。尤其是林张论战，更是让一些学者追问经济学到底是思想还是工具？有学者极其尖锐地批评道，经济学的教育属性才是其本质属性。货与帝王家，为政府建言献策，均是经济学的份外之事，思想只是为了思想而存在。对于林毅夫这样的经济学家，布坎南曾下过这样的定义，他们是宫廷理财家。而为本次追思会倾注巨大精力的韦森教授如此总结道：无论各位同仁观点多么不同，至少在有一点上是一致的，那就是观念的变迁在社会制度变迁中起着根本性作用。事实上，哈耶克一生和诺思晚年也都强调思想观念的变化在制度变迁中的作用。今天的争论让我想起了凯恩斯与哈耶克两人长达半个多世纪激烈、尖锐、不乏尖刻言辞的理论论战，但这不影响他们私下的个人友谊。这是今天我们要提倡和效仿的。但在21世纪，我们要建设一个现代化的市场经济国家，到底什么才是一个良序市场经济所要求的基本制度构架，中国的经济学为之该向何处去，这才是我们今天所要进一步思考的。

　　澳大利亚经济学家，华人，原籍湖南省湘潭县，出生于吉林省敦化县。他最突出的贡献是提出新兴古典经济学与超边际分析方法和理论。他已出版的中英文专著包括：《专业化与经济组织》、《经济学：新兴古典与新古典框架》、《发展经济学：超边际与边际分析》，使他获得了世界级的成就和同行的推崇。杨小凯曾经被两次提名诺贝尔经济学奖（2002年和2003年）。2004年7月7日年在澳大利亚去世，享年56岁。（来源：《中国经济报告》第8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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